账户钱款被划拨、银行卡被冻结、被限制高消费……在民事检察监督下——
“我终于能够堂堂正正地用银行卡领工资了！”近日，老陈的银行卡收到了一笔3000余元的工资，他迫不及待地拨通检察官杨兰云的电话，多年的委屈在此刻终于释怀了。
此前的三年里，因失信被执行人的身份，老陈的银行卡被冻结，无法提供银行卡号用于收取工资，多次遭到雇主质疑，甚至应聘时被拒之门外。面对窘境，老陈走进了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，向检察官寻求帮助。
从天而降的债务
2020年5月的一天，在广东打工的老陈收到了一封信，命运的齿轮自此开始转动。
看到信封上寄件人一栏写着“法院”二字，老陈心里犯起了嘀咕，拆开信件时“传票”赫然入目，让他傻了眼。根据文书上留的电话号码，老陈急切地与法院取得了联系，才知道成立于2009年8月的厦门A公司陷入经济纠纷，而自己莫名成了A公司的股东被列为被告，按照对方的诉求，自己需要承担36万元债务。
“没有这回事！我打了半辈子的工，咋可能是公司股东！”尽管法官要求老陈提供证据、按时出庭，但他只是在电话中和法官解释了一番。此时的老陈并没有意识到诉讼可能带来的后果，很快把这件事忘在脑后。
同年12月，在老陈未抗辩、未应诉的情况下，法院支持原告诉求，判决老陈承担36万元债务。老陈这才回过神来，当月即提出上诉，却因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，法院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，于2021年4月裁定撤回上诉。
很快，老陈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取不出钱了，经多方询问，惊觉自己已经成了被执行人，不仅账户里的钱款被划拨、银行卡被冻结、被限制高消费，甚至因为提供不了本人的银行卡，只能到处做些只用现金结算的零工。
冒名登记惹的祸
“难道是身份信息被人冒用了？”感受到诸多不便的老陈开始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
2021年8月，经咨询相关部门，老陈拿着A公司于2009年进行商事登记时的股东会决议、公司章程等材料，自行委托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鉴定。一个月后鉴定结果出来了：A公司成立的一系列文件中的签名均非老陈本人所书，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进行工商登记。老陈立即向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上述冒名虚假工商登记情况，并向思明区检察院申请民事监督。
2022年1月，思明区检察院正式受理老陈的监督申请，立即开展调查核实。2022年2月21日，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决定，撤销A公司将老陈登记为股东的决定。老陈又向思明区检察院补充提交了撤销登记决定书。
在与老陈交谈中，检察官杨兰云了解到，老陈因为“被股东”受了不少委屈，这次千里迢迢来到厦门，路费等支出对他而言是不小的负担。面对沉甸甸的信任和期望，检察官陷入思考：判决是严肃的，改变判决需要充分的证据支撑，是否真的存在冒名事实？老陈提供的两份文书是否足以为其正名呢？
补全证据链为当事人正名
围绕工商登记、出资、经营管理、收益分配等公司经营环节，检察官开始寻找“解题”线索。
检察官走访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调取调查卷宗，全面了解作出撤销将老陈登记为A公司股东的决定的具体经过。同时，补充调取A公司股东会决议、注销清算报告等公司清算注销材料，以及设立登记时的验资材料原件，委托司法鉴定所针对上述材料进行笔迹鉴定，进一步扩大鉴定范围。
在向老陈了解事情原委时，他的一句话引起检察官的注意。老陈说，2009年A公司成立至注销期间，自己一直在外务工，为了多挣钱从没请过假。于是，检察官调取了A公司账户的全部交易明细，逐条比对，最终确认没有与老陈相关的交易记录，老陈的银行卡流水也证实了其自2009年至2019年间辗转各地务工的事实。
“我们还从A公司的另一个股东处了解到他从未在公司见过老陈。因此，结合交易记录，可以认定老陈并未参与过公司出资、经营管理、收益分配等相关事务。”结合新证据，检察官作出了判断。
2022年8月，思明区检察院认为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，向一审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。收到检察建议后，法院启动再审程序。在检察官、法官的积极调解下，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，今年5月，原告撤回对老陈的全部诉讼请求，法院据此作出民事调解书，原判决随之被撤销。
在检察机关的跟进监督下，老陈的征信不良记录、执行款回转、银行账户解冻等“一揽子”问题也都得以解决。